不久前刚刚出版的《历史研究》杂志1998年第1期上刊登了署名葛剑雄、曹树基的长篇书评——《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评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以下简称“书评”），尖锐指出了杨著错误过多、漠视他人研究成果等问题，认为这部长达370万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重点科研项目成果”从“总体上说是不合格的”，是“一个基本失败的课题”。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科研项目来讲，这样的评论是有史以来极为罕见的。日前，《文摘报》摘登了这篇书评。在当前学术界、出版界，书评变成庸俗的“吹捧文章”、渐渐失去其批评作用的现象已相当普遍的情况下，这篇书评所能引起的强烈反响是可以想见的。它超越了一个学科内部的学术争论范畴，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必将引起整个学术界对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及科研管理等问题的深刻反思和热烈讨论。
1996年1月，改革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研究员杨子慧主编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以下简称《研究》）。这是一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重点科研项目成果”，全书长达370万字，收集了我国历代的人口数量、人口分布、人口构成等十一个方面的人口学资料。上海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教授和他的同事曹树基博士闻讯后在每册定价高达460元的情况下购买了三册，希望充分利用这些资料进行研究。但是，他们失望地发现，该书不仅在学术上无所创新，而且在资料编纂、古文注释上也有不少错误，甚至出现不加说明采用他人已发表成果的现象。“占全书篇幅72％的古代各篇，只是一个低水平的、错误百出的资料编纂”。他们认为该书的编写人员大多不是人口历史的专业研究者，这严重影响了该书的专业水平。主编杨子慧“对于国际学术界有关中国人口史研究状况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
“书评”还从《研究》一书的编纂原则、材料的引用、收集等方面列举了大量例证说明该书的错讹，其中包括因“并未读懂原文”而造成的大量错误。
更值得注意的是，书的扉页上印有四位专家和学术委员会的评审意见，一致给予了该书很高的评价。如称此书为“迄今唯一的断代史类的人口学术著作，填补了我国历史人口学研究的空白”。但“书评”认为，事实上，“这一研究成果从总体上说是不合格的”，是“一个基本失败的课题”。“问题在于，这样一部不合格的著作怎么能够通过专家委员会的审查和鉴定？”“毫不客气地说，这些评委和人口所的学术委员会所作出的学术鉴定，完全是非专业化的，缺乏起码的学术水准。如专家公认此书为‘大型系列专著’、‘大型专著’、‘系统完整的研究著作’，甚至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学术委员会评审意见也称此书为‘目前国内关于上古至现代的第一本历史人口学专著’。这是很不严肃的，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
葛剑雄、曹树基两人于1997年10月合作撰写了“书评”后，将“书评”寄给中国社科院主办的《历史研究》杂志和院科研局，引起了科研局领导的高度重视，也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和支持。科研局主动通过电话与曹树基联系（当时葛剑雄不在国内），支持“书评”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与此同时，科研局还把“书评”转给人口研究所和杨子慧本人。杨子慧11月4日看到“书评”后，也整理了答辩意见，陈述了《研究》的编纂情况。《历史研究》杂志收到“书评”后同样十分重视，在科研局的支持下，他们决定在1998年第1期就发表这篇“书评”。
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在接到“书评”以后也非常重视此事。他们召开了两次学术委员会进行讨论，部分《研究》编写者到会。另外，为了更稳妥谨慎地处理这一问题，人口所还聘请了第三方面的专家——即非人口所亦非复旦方面的专家——来对《研究》一书进行重新评审。其中包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的专家学者。
据悉，此次重审工作迄今尚未完成。
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负责人蔡日方接受采访时说：“这样的学术批评对整个学术界来说，是一件有利于学术建设的好事。我是《研究》一书学术评定会的主持人。作为个人，我不赞成推卸责任，正确的态度是积极对待、吸取教训。”他也认为，目前的科研管理的确存在问题，对于科研前期立项、中期管理、后期评定各个环节都应进一步加强管理力度。作为科研管理者，首先在具体课题的立项和研究者的资格问题上多做论证、严格把关，才能避免类似这次的“非专业化”问题。
据了解，杨子慧是一位主要研究现代人口学的专家，侧重研究生育率、老年人口、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等现实人口问题。在这件事发生以后，人口所领导决定中止其正在进行的《中国人口通史》的编纂。
据悉，中国社科院将在全院通报此事。
据查阅《研究》一书，记者了解到参加评审的四位专家中有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的研究员，另外三位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他们基本都是历史学、人口学方面的知名学者。当记者采访到其中两位专家，问到他们是否仔细审读过《研究》一书，他们的评审意见是否有言过其实、不实事求是的地方时，他们不愿意多谈这件事。
在今年1月召开的中国社科院院工作会议上，王忍之副院长再次强调“要做好成果的评估、鉴定和宣传工作”。他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影响了成果评估工作和学术批评的开展。这就是只说好话，不说缺点和不足，甚至互相吹捧。有的专家，包括有的所学术委员会，失去应有的严肃态度，随意写评语。这是一种学风不正的表现，必须纠正。中国社会科学院应当在全国学术界带一个好头，建立严肃的学术评价机制，以落实精品战略。”应该说，这番话并非无的放矢。
为了加强学术评估的规范化，增加其科学性，减少随意性，院科研局已采取了不少措施。中国社科院副秘书长何秉孟介绍说，比如在课题的立项、结项和成果出版资助方面，他们建立了专家评审机制。为了保证评审质量，成果出版时，将专家的审读意见和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评价一同印出，以示负责并接受学术界和社会的监督。他说：“这个做法有人不同意，但我们坚持了。从这次葛、曹对评审专家的意见也提出批评来看，还是起了效果。”他们还组织研究“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问题，由两个课题组分别设计的两套成果评估指标体系，经过院内一段试行，马上就要正式发布使用。
何秉孟认为，所学术委员会在评审环节上也确有粗疏之处。他们没有进行严格审评便签署意见，评价言过其实，这是不严肃的，应该总结教训。但是，学术问题还是要通过学术方法来解决，光靠行政手段是不行的。鉴于对社会科学的成果鉴定的复杂性，社科院和院科研局表示希望学术界对此问题进一步讨论。
据了解，《历史研究》编辑部本着鼓励正当的学术争论的目的，愿意给予杨子慧等《研究》一书的编著者发言的机会，但编辑部至今未收到他们的书面答辩文章。
3月12日，杨子慧研究员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详细介绍了《研究》从构想到成书的过程和一些隐衷。他说，这一课题从1980年开始设想，1987年2月正式启动，原设想编一部《中国历代人口资料汇编》，目的是“为对历史人口有兴趣的人口学界非历史专业人员提供资料”。开始，此课题立为人口所“七五”重点项目，但没有经费计划，为了争取资助，申请院重点立项，遂将课题名称改为《中国历代人口资料研究》．虽然名称改变，但其宗旨始终是搜集整理、编写一部历代人口资料工具书。因此，《研究》一书确有“研究”成分严重不足的问题。杨子慧说，他们原打算把收集资料和研究分成两步走，把《研究》一书中的不足在其后的《中国人口通史》课题中加以弥补，但由于“书评”的发表，“《通史》”的项目已被冻结，对此，他表示遗憾。杨子慧还介绍说，原来拟出版8个分册，但由于只有5万元的院出版基金和5．35万元的院长基金资助，出版补贴严重不足，他们只得按出版社意见改为合订本，各章都砍掉了相当多的内容和注解，如《上古秦汉编》从120万字删至50万字，《宋辽金元编》也删去百分之四十以上，特别是各分册原有共30万字的参考书目也被大幅度删减；杨子慧认为，这是造成“书评”指出的资料涵盖不全、筛选不精、有的材料未注明出处的主要原因。他说，是经费的制约使《研究》一书的最后成果与编写者初衷不完全相符，编者有其不得已之处。葛、曹不明隐衷，提出批评也可以谅解。
但同时杨子慧认为，《研究》的目的和宗旨是编一部资料工具书，而“书评”忽视了史学研究与人口学研究的学科差异，也忽视了研究论著与资料汇编在学术层次上的不同，从史学研究的高度评论资料工具书，他们是“找错了靶子”，是不公平的，《研究》应被看作资料而重新得到公正的评价。关于“书评”提出的“非专业化”问题，杨子慧承认，在29名编写人员中，只有8位历史学者，多数是人口、经济、统计和其他专业的学者，但他强调大家是出于一片热心，在无报酬的情况下努力工作，应得到肯定，况且不是历史专业人员不等于不能涉足这一学科。杨子慧说，这样大的课题，出现错误是难免的，葛、曹如此盛气凌人、言语尖刻、甚至有些地方恶意中伤，进行人身攻击，让人不能服气。他说，“书评”在未发表之前先寄到院科研局，这是一种“告状”行为，不符合学术争论常规。他们作为该领域内专家，就不允许他人涉足这一领域，还总是指责别人没有引用他们的成果，这不是平等的学术讨论，而是一种学霸、学阀的作风。
对于该书出版方面的问题，杨子慧说，如果《研究》一书的出版与编者初衷相符，而不是把一部资料汇编强改为“研究”，也许就不会出现“书评”所批评的这样的事了，而现在的状况有体制的原因，所有责任都由主编一人承担不太公平。当记者问到，他们是否有公开发言的打算时，杨子慧说，一部分编者主张激烈地反驳“书评”，但他与另一部分人不赞成这样，他们决定保持沉默、不予理睬。但是，他们已准备清查错误、印勘误表，并将引用他人成果的条目摘出，加注致歉说明。
远在上海的葛剑雄和曹树基在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时，进一步介绍了写作“书评”的目的。他们说，《研究》中错误很多，反映出编写者的学风很成问题，没有受过历史学的专门训练或进行长期的基础知识和专业方面的准备，贸然闯入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编辑这一领域，这种态度是草率和不负责任的。而这样一部“总体上不合格”的书却得到专家的好评，则更令他们感到心酸和气愤。曹树基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应该是各领域的国家队，他们的研究成果理应代表国家水平，他们的学风也应代表国家提倡的学风。我们一直期待来自中国社科院内部的对《研究》的批评，但是，我们很失望，在中国社科院另一研究所主办的期刊上发表的一篇学术综述中，有大段对此书的赞扬。其他杂志关于此书的不负责任的吹捧性书评也开始发表了。至此时，我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觉得应该站出来发表我们的意见了。”“就目前国内的情况来看，学风的败坏已经系统化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缺少严肃的学术批评，导致大批胡编乱造的所谓学术论文、学术著作泛滥成灾。”“建国几十年来，我们从未建立过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学术评审、学术出版、学术批评等方面的制度和规范。今天，却是建立这种制度和规范的时侯了。”
葛剑雄也坦率地对记者说：“现在有一股不正之风，听到有什么批评或争论、特别是仅仅公开、指名的批评，总以为有什么背景或纠葛，或者归结于学术之外的原因。其实我与该书的主编杨子慧先生以及几位评委素无交往，仅与个别编者相识，谈不上任何个人恩怨，这次对他们的书和评语提出批评，完全是出于在学术界开展正常的批评和讨论的目的，相信能够得到杨先生和各位同人的理解和支持。”“如果说这会给我们自己带来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给自己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因为一方面我们的书也应该请别人加以公开的、毫不留情的批评；另一方面，在我给别人的论著或项目作鉴定、写评语时，也要警惕犯类似的错误。应该承认，由于种种原因，以前我也写过不负责任的或违心的评语；自己的论著中的错误就更难避免。既然如此，有什么理由拒绝别人的批评呢？”葛、曹二人都诚恳地表示欢迎杨子慧和其他同人的反批评，以及学术界对他们的论著和工作的严肃批评，他们表示“将视此为学界对我们的帮助和关怀。”
《历史研究》去年11月收到“书评”稿，并了解其他情况后，在今年2月刊登出来，这对出版周期较长的双月刊来说，可以说是相当迅速了。据编辑部介绍，他们一直鼓励严肃书评，呼吁改善学风。去年第2期发表的《必须遵守学术规范———从“强国之梦”系列丛书说起》和第4期上的《攻瑕批谬意在求全———评＜司马光日记校注＞》两篇批评文章曾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响。这一次，葛、曹二人再次发扬了这种批评精神，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书评”刊出以后，有人认为文章的语言应更平和些，但也有人认为关键是要严厉批评不良风气，一味留情面、因循苟且，就谈不上学术的进步。
中国社科院科研局局长黄浩涛3月17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前学术界非常需要开展积极的、健康的学术批评，尤其要倡导严肃认真的学术评论，只有这样才能贯彻“双百方针”，提高科研质量和水平。
“书评”能在此时此境成为热点，正可以说明学术界的学风不正的现象并非个别，同时也反映出学术界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一全国最高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关注。据悉，已有不止一家媒体准备或已经着手采访、报道此事。
中国社科院“八五”以来共承担国家课题392项，院级课题619项。每年仅专著就出版三四百部。黄浩涛对记者说，这其中水平参差不齐，在客观上是难免的。并不是所有的成果都能代表国家社会科学的最高水平。“但是，”他说，“我们自己不能放松要求。”1995年，中国社科院开始加强科研成果的验收和评估，1996年底，他们又提出实施精品战略，黄浩涛说这“就是要进一步提高科研质量和水平，多出精品力作，使我院无论是在成果方面还是在学风方面，都能在全国社科界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历史研究》张亦工副主编对记者说，通过严肃的学术批评，纠正不良风气对于学术进步至关重要。从1996年春以来，《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和《史学理论研究》七家历史研究杂志共同成立了“历史图书联合评论工作小组”，其目的就在于提高学术批评质量，树立健康的学术批评样式，改善学风，促进学术进步。为鼓励严肃书评，他们设有对优秀作者和责编的奖励制度。我们看到，历史研究领域首先在联合纠正学风方面做出了成绩，他们这种做法为学界提供了启示。毕竟端正学风、建立学术规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就能完成的，它需要整个学界上下共同努力，形成普遍的空气和成熟的土壤。
端正学风不仅要求每个学者要对学术负责，它更要求有一系列严格的规范和完善的管理制度。只有依靠可行的约束和保证，才能避免管理的混乱。当前，科研领域有不少不正常的现象，如评审专家的“非专业化”，又如“专业化”的专家因碍于情面或其它原因成为不负责任的“好好先生”。有一种说法，不仅中国社科院，甚至在全国范围内，每年数百个科研项目中，“只有立了项写不出、做不完的，而几乎没有写出来、做出来而通不过的”，这种情况的普遍存在就很说明问题。曹树基还指出：“试问，谁来监督各种科学基金会对项目的审查？尤其当这类基金会并无严格的匿名审查制度，评审大权仅控制在少数几个人手中，事后又根本不容不同意见的申诉时，情况就会变得越来越糟。”另外，有的学术单位采用量化的办法来考核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只看数量不顾质量，还有的单位把学术成果的鉴定演变成一种人情的往来，失去了其学术的严肃性和科学性。这种风气如果继续蔓延下去，无疑会对学术本身构成危害，并阻碍学术发展。
“《研究》事件”的确发人深思，由此也暴露出科研管理方面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在立项、开题的管理上，加强科研管理部门的调研，更充分地了解研究者的专业背景和专业训练状况，全面论证课题内容，着重审查研究者的理论和材料方面的准备，以保证由适合的人来研究适合的题目，保证项目与研究内容相符，也保证成果的专业水准，避免科研过程中的巨大浪费。另外也有人建议，立项后一方面应有足够的资金支持科研，另一方面可在资助方式上有新的尝试，比如先到位少量启动资金，大批资金待成果经严格鉴定后再作为出版资助到位，这样可以防止个别研究者在科研进程中虎头蛇尾、名实不符。还有，在后期评审中应采用适当的匿名审查制度和监督制度，以保证公正客观地把好最后一关。在这个方面，社科院即将发布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也许会建立起良好的规范，其中专家评估的“单盲法”（即课题组人员不知道由谁进行评审）和“双盲法”（即课题组和专家双方“背对背”）的方法也应该可以去除一些人情的因素。有这样严格的管理，再加上专家学者自身的参与和严格的自我要求，类似《研究》一书的问题也许可以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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